11月6日晚，记者在科技会堂大厅巧遇此次科普大会学术委员会外方主席米勒先生，遂趁此时机采访了他。满头银发的米勒先生热情而且健谈，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谈到了自己在生物医学传播、公众科技素养调查方面的工作、对科普的理解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些精彩的见解对于国内从事科普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要得到较准确的信息，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样本，而不在于样本数量的多少。”
由米勒先生主持制定的公众科普素养的指标体系，目前在全世界被广泛采用。我们很关心这样的调查活动应当如何取样，样本数取多少算合适。当问到美国做这方面的调查时取样量，米勒说大约是2000左右。米勒先生说，样本数量基本上与所要调查的人口基数无关。他说：“比如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如在北京做，可能需要1500－2000个样本，在上海做，也需要这么多，在云南做也如此，那么在全国做呢？其实在全国做也只需要1500－2000个数据。特别地，取样量并不需要与人口数量成比例。”米勒的这番话，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做社会调查，样本数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还是采样方法，采样要有代表性，否则数据再多也没有意义。概率论中的大数定理保证了在样本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结果的准确度，在样本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样本数量的增加对结果的准确程度影响就不明显了。据了解在中国，做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样本量达到5000－6000，而有关部门对此还有意见，认为在此采样量下所做的调查不够可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米勒的回答可以使这种怀疑结束。
当问到他的指标体系是否要随时间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时，米勒回答说，为保证可比性，一般不作大的修改，但局部上有调整。比如采用部分更换题目的办法，使大多数问题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而有一少部分随时更新。在进行具体的调查时，米勒先生认为对于一些大的指标，较长的时间才用重新替换，而一些较小的指标，每年都应该更换，这样才能准确的获取有关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在更换指标的时候，需要保证有一些重叠。
“在现代社会，一个对分子、核能、基因等这些概念一无所知的公民，很难加入到国家对科学决策的讨论中去。”
尽管在对米勒先生的提问中，没有涉及科学普及的功能，但是米勒先生在谈到自己对科学普及的理解时，却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米勒先生对政治科学中的决策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在很多情况之下都需要作出选择，决定如何去做，这是无法回避的。他说：“在现代社会，一个对分子、核能、基因等这些概念一无所知的公民，很难加入到国家对科学决策的讨论中去。”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于为人们在作决策时提供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当然这里的决策既包括个人事务，也包括公共事务。
公众医学素养问题是米勒先生一直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对什么是疾病和什么是健康的认识，决定了一个人怎样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医学知识普及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形成关于疾病和健康的科学观念。他举例说，如果一个人抽烟，不仅有可能缩短寿命，而且在去世之前还有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虽然说抽不抽烟的决定权在自己，但是这些信息却是在人们选择时应该知道的。当然，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应该让人们知道抽烟还是一个公共的问题。事实上，一个人抽烟会额外占用社会的资源，譬如说种植烟草的资源，抽烟引起相关的疾病时所消耗的医疗资源等等。对其他不抽烟的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抗生素的滥用。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抑制了像肺结核这样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但由此而产生的病菌的抗药性引发了许多问题。糟糕的是很多人对此认识不足，而且美国一些不负责任的制药商把大量过期的抗生素药品兜售给非洲等的第三世界国家，使得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米勒先生认为这是非常短视的，因为在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其他地区产生的问题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播到美国。
．“这一领域最重要的任务，是更有效、更快地将正确的知识传递给人们。”
米勒先生对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在科学传播中的巨大作用非常关注。他认为，所有的知识显然不能指望都能从学校中学到，关于健康、臭氧层破坏等信息人们更多的需要从这些媒体中得到。“这一领域最重要的任务，是更有效、更快地将正确的知识传递给人们”，要做到这一点，优秀的科学记者是不可或缺的。
米勒先生非常详细地谈到了自己对科学记者的培养。目前他在办一个暑期培训项目，在夏天用大约9－10周的时间来对一些感兴趣的人进行生物医学方面的训练，每10人一组。前两周是基础培训，要求学员在实验室中观察科学家如何进行研究工作，并学习一些常用的术语，对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具有初步的印象。接下来进行讨论，彼此交流心得体会，同时阅读有关健康方面的书籍和报告，并与另外的教授一起学习医疗保险、治疗过程等一整套的社会保健机制的运作方式。在最后的几周，需要这些学员再度进入实验室与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并亲自动手做实验，操作各种仪器，更详细地了解和体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整个培训期间结束之后，这些学生基本上具备与科学家交流的能力，同时对社会保健机制也心中有数，进行相关报道时就能做到得心应手。
米勒所谈到的这类暑期班对我国培训科技新闻工作者和科技编辑，也很有启示意义。据了解，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也准备开展这方面的培训计划。他们打算通过1－2周的时间，对学员开办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方面的系列讲座，在短时间内提高科技新闻从业者与科技编辑的理论素养。
编者的话：由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协会等主办，科学时报社等承办的“2000中国国际科普论坛”本月6～9日在北京举行。作为本世纪科普界最后一次盛会，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在人类迈向21世纪及科学技术业已成为社会前进的主导性力量的背景之下，与会专家对科普的一般理论、科普创作和科普出版、互联网对科学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参会期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国内科普界正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新兴的传播手段、国外科普观念和优秀科普作品的大量涌入是推动这一变革的主要力量。我们本期组织这一版面，撷取了大会的几个片断，力图反映出这种变革，同时也算是为科普事业在21世纪的繁荣呐喊助威。
乔恩·米勒（JONMILLER），约59岁，美国人。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宜大学政策决策系，并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
米勒长期以来从事青少年和成人科学素养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研究。他在伊利诺宜大学建立了“公众舆论研究所”和“青少年纵向调查研究所”。在他长期的研究中，解决了在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关于公众科学素养标准的问题。1990年，他首先提出了公众科学素养的标准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1、对科学术语和概念的基本了解；2、对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的基本了解；3、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了解。与此同时，他认为，公众的科学素养是可以测量的，同时提出了测试科学素养的一系列指标体系和测试方法。他的理论和测试方法在学术界得到大致的赞同并被大多数对本国公众科学素养进行测试的国家所采用。米勒因此而建立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随后他被任命为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1992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公众科学素养促进中心并被选举为该中心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建立了国际研究体系，设立了庞大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研究数据库。各国相关的数据被汇集到这个国际数据库中，所有从事研究的国家都可以无偿获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数据用于研究工作。1999年12月，他又被美国西北大学医学和新闻学院聘请为教授，同时担任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该中心主要研究公众如何学习和了解遗传学和医学的途径和方法。目前他仍然担任国际公众科学素养研究中心主任和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
米勒的理论1990年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4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研究和研究人员十分了解和熟悉。
文 李大光 摄影 王洪波
